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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施行放松货币政策时中国的金融资源是否有效利用。

第一，政府应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引入机构投资者的财富管理服务。与大部分国家选定中心汇率并允许名义汇率围绕其波动的管理浮动制度不同，中国采取频繁、小幅、不定时的人民币名义汇率调整，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其高无比、极不合理的1.4480渐进过渡到1990年末的5.7221元。

第四，参考本土市场的成熟程度和企业适应能力渐进放大汇率波动区间，最终形成围绕中心汇率上下不超过10%的汇率目标区。实际上资本不存在聪明与呆傻之分，但投资人存在专业与非专业。因此，除非颠覆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否则我们就有必要改写脱离实际的均衡汇率理论。内部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央行维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快速增长的官方外汇储备收益与风险严重不对称。尽管中国政府在第一阶段采取积极主动的汇率调节，在第二阶段采取钉住美元的适应性政策，其本质都是适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目标模式，即通过调节名义汇率（或借助美元贬值的力量），实现增长、就业和国际竞争力等实体经济目标。

汇率变动不仅无法吸收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冲击，反而会在预期自我实现的正反馈机制下放大市场的不稳定。但是我们基于国际经验的实证分析表明货币国际化与汇率不稳定负相关，英镑与美元的成功经验都是借助与黄金的固定联系扩大其价值效应，日元国际化不成功则与日元币值的大幅度波动有一定关系。（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中国建成金融强国、扮演全球银行 国际货币发行国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借短贷长的地区银行或全球银行功能。

相比之下，中、日两国的金融实力远远落在后面。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实现全球有效配置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这三种途径可以是先后继起的，但本质上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对美元储备资产的过度需求源自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生产国金融发展不够完善，安全并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供给不足。

全球不平衡只是表象，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多极化与国际货币单极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国家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和支持能够为中国增加市场主导权的（如购买跨国企业和各类交易所的股权）、促进产业输出的（如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设立国家产业园区等）、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价值链延伸的（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等重要领域的各项民间投资。

（3）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基本完成。2、大宗商品计价的推进需要一国所有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因此需要最高决策层战略规划和部署（包括必要的双边货币合作协定），把握时机大胆推进。就实体经济层面而言，美国、欧洲与亚洲需要共同做出调整，只是调整的方向与重点有所不同[13]。考虑到美元面临的过度压力和不稳定前景，欧元对亚洲共同货币的前车之鉴，以及日元步英镑后尘日益边缘化的态势，亚洲未来具有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似乎非人民币莫属。

日元波动极不规则，大起大落，因此毫无价值尺度功能，沦为国际投机的融资货币。我们认为，在货币基本职能中，价值尺度是核心，其他职能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的。本币境外投放的第三个阶段即是境外债务的积累。对短期资本流动实施相应的管制。

其外在标志是政府拥有国际公信力并实现国家信用的AAA等级。在国际投资头寸存量上表现为国际净资产的下降或净负债的增长。

建有永久性国际组织IMF来协调国际货币政策并提供必要的短期融资。近期获息英国政府有意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这将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助推离岸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形成。

它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借短贷长的全球银行模式开始营运。而全球型国际大都市就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总部所在地和为其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之地。我们在此侧重探讨微观层面的资本输出问题。（2）中国经济金融成功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在岸以国债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具有了足够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再次，企业对外投资和金融机构的海外人民币债权的积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美国财政的脆弱性与市场偏好决定的美国国债利息成本的上升有可能导致美国爆发财政危机或美元危机。

欧元区四国是15.512万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将为IMS引入新的稳定力量，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元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而国际社会对汇率波动、金融资本流动的管理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创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我们发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开始下降，并在2003.6-2004.6间达到47年来最低点1%，美联储在2004.6-2006.6年间连续17次提高利率至5.25%的高点。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以及凭借美元国际地位（基于居民和政府部门过度负债）的过度支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对矛盾。

国际储备货币之间具有竞争性，从而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另一个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相比较，中国已是全球经济大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主动摆脱原罪问题。Emmanuel Farhi,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and Hélène Rey（2011）提出了特里芬悖论的现代版：海外美国国债需求的不断增加与支持国债供给的美国财政能力的不断衰减。亚洲地区性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的发展需要以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为载体，并且以保护私有产权为主要特征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性的制度环境。货币的国际化是货币的计价结算、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等功能在国际领域的拓展。

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帮助民众实现财富的积累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三是可贸易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对进口的过度依赖。

（一）避免遭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伤害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开始至1971年结束。[11] 但是，韩裔美国学者Hyun Song Shin（2011）认为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的形成与欧洲银行的过度参与有关（Global Bank Glut）。

4、中国对外贸易体系需要从依赖产业链的重直分工体系向互通有无的水平贸易（双向贸易）体系转换。该指标美国为4.429万亿美元，排名第一。

由此可见，伯南克和克鲁格曼等人关于中国贸易顺差流入美国导致美国低利率的观点不能成立。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将越来越不稳定，通过QDII以金融市场作为投资领域不足以规避日益增长的美元风险和西方主权债务风险。但是，难以幸免的是大规模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遭遇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23]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国家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可以更为积极地推进。

并加快其市场规模的扩张以提供良好的流动性。人民币国际化前期需要通过资本输出和经济金融转型创造稳定的国际需求，在后期条件成熟时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以激进的方式释放人民币资产的海外供给。

国际金融周期源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变。前三个起因导致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甚至引发美元危机。

因此保持30年发展的胜利果实，并将中国建成全球经济金融强国需要推进整体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我们在实体经济指标GDP和出口方面已经非常接近美国和欧元区四国的总量水平。